中国基尼系数2021（中国基尼系数2021知乎）

记者 辛圆 樊旭 王玉

对中国经济来说，2021年可能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从放开三胎到教育双减，再到空前密集的房地产调控，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经济治理框架正在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方向转变。

这一年，国内外形势依旧复杂严峻，为此，政府加大了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力度，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得益于防疫红利，外贸出口屡创新高，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但另一方面，“限电停产”让我们开始反思如何能更好地平衡碳减排和促增长的关系。

临近年末，界面新闻盘点了2021年中国经济十大关键词，尽可能地展示这一年的发展脉络。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无疑是今年最热门的词。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其中一个议题是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从字面上看，共同富裕包含两层意思：共同和富裕。当前，无论是社会整体贫富差距还是区域或行业之间，我国离“共同富裕”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从全球来看，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万美元，但远未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从国内来看，以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68。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国际上通常将基尼系数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从地区来看，2020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前三的省份依次为上海（72232元）、北京（69434元）、浙江（52397元），倒数三名分别为甘肃（20335元）、西藏（21744元）、贵州（21795元）。第一名和最后一名收入差距为3.55倍。

从行业来看，不同行业间工资差距显著。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平均工资数据显示，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77544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139851元），金融业（133390元），工资最低的分别是农、林、牧、渔业（48540元），住宿和餐饮业（48833元），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60722元），工资差距最大为3.66倍。

由此，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提高农民收入是关键，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补农业农村发展短板，然后经由产业发展来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此外，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专家指出，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之基础，重在提高效率，让劳动和各种要素得到对应的报酬。再分配主要是对初次分配产生的问题，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政府对家庭和个人的补助）等方式来解决。三次分配主要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解读共同富裕时指出，推动共同富裕，解决发展问题是第一位的，收入分配很重要，但不能仅仅靠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即使把现在所有的国民收入全部平均分配，也还达不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没有捷径，不是变戏法，必须靠14亿多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来实现。

三胎政策

2021年，“三孩时代”正式来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由于适龄人群生育数量减少、生育意愿下降等原因，近年来我国出生人数持续萎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为1200万人，比2019年减少了265万人，降幅约18%，连续四年下降，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0”，仅为8.52‰。

这意味着2016年开始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所产生的刺激效应已基本释放完毕。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下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27年后进入负增长。在劳动力供给逐渐紧张、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的长期背景下，开放三孩势在必行。

三胎政策发布后，配套措施也随之而来。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取消社会抚养费等与三孩生育政策不适应的规定；同时，采取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从而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此外，为鼓励生育，国家医保局明确，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被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政策。

地方层面也在积极行动。比如，北京市朝阳区提出优先面向“未成年人子女数量较多”轮候家庭组织选配公租房；四川省攀枝花市提出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本地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陕西省在征求意见时提出，合法生育的父母在子女一至三周岁期间，每年给予父母双方各不低于三十天的育儿假，女职工生育三孩的，再给予半年奖励假，其配偶增加护理假十五天。

从国际经验看，扭转低生育水平是全球性难题。跨过“低生育率陷阱”，除了出台鼓励生育的优惠政策，营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还需要提前做好人口负增长的预案，完善就业、教育、老龄、托幼等相关政策，来缓解和降低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消极风险。

房地产调控

2021年，房地产无疑是影响中国经济最大的变量。

年初在预期和资金的驱动下，楼市“暖阳普照”，主要城市买房热度持续攀升。为落实中央提出的“房住不炒”的精神，4月开始，各地进一步升级调控措施，不仅对限购、限售等传统调控手段“打补丁”，还出台了二手房政府指导价，并将其与按揭贷款相挂钩。进入下半年，房贷更是迎来全面收紧，在市场极度缺钱的情况下，多地成交量出现断崖式下跌。

据中原地产统计，2021年全国房地产调控次数超过600次，刷新历史纪录。在如此密集的调控之下，楼市量价齐跌。价格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70大中城市中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的有58个，到11月，仅有3个。成交方面，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重点城市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下降约18%，个别城市单月成交量创近十年新低。

和过去不同，今年的房地产调控不仅针对交易环节，还瞄准了源头的土地市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月发布通知，要求22个重点城市实行土地出让“两集中”政策，即“集中发布出让公告”“集中组织出让活动”，且一年不超过三次，试图分散企业资金，达到稳地价的作用。

首次集中出让恰逢楼市小阳春，收效不佳，从二次集中出让开始，22城中至少有20城出手修改规定，增加房企拿地难度，控制溢价率。由于下半年开始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再加上宏观调控等因素导致开发商资金吃紧，多数房企在“拿地”上变得谨慎，22城中除较早安排出让的厦门外，其余城市均出现了地块流标的现象。

由于房地产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9月中旬以来，监管层多次释放楼市维稳的信号，融资情况有所改善。年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强调，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2021年房地产调控次数之多、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行业人士认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轮调控标志着长期变革的开始。住房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房价过快上涨不仅挤出投资和消费，还明显抑制生育意愿，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保刚需、重保障很可能将是未来房地产行业发展的方向。

出口超预期

2021年中国出口延续了上一年的强劲势头，表现远超市场预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

去年末，分析师普遍认为2021年下半年起中国出口增速将在上一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回落，多数机构预计2021年全年出口增速在5%-10%左右。但实际情况截然相反，除7月外，下半年（12月数据尚未公布）单月出口增速从未低于20%，即便是7月同比增速也达到19.3%。今年前11个月我国出口金额同比增长31.1%，全年出口增速有望创2011年以来最高水平。

由于新冠变种毒株的不断涌现，新冠疫情的影响依旧在持续，全球供应链问题迟迟得不到缓解，在这种情况下，今年中国出口超预期成为一种常态。

一方面，在疫情影响之下新兴经济体的生产和供应无法全面恢复，使得之前市场预期的对我国出口产品的替代效应落空，反而因为市场供给短缺给我国出口行业带来机会。5月以来，印度单日新增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曾连续23天超过30万例，受此影响，东南亚地区疫情亦有所加重，泰国、越南、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疫情再度爆发，大多数工厂不得不停工。

另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重启，消费端快速恢复，需要通过大量的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从而对中国的出口形成持续支撑。今年以来，美国、欧洲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多数时候保持在55%以上的高位。

第三，价格因素是我国出口增速创近10年新高的重要原因。根据财信研究院的研究，二季度以来我国出口价格指数呈上升趋势，价格因素对出口增速的贡献不断提升。11月，主要出口商品金额同比增速均远高于数量增速，且出口数量同比下降的商品较多，表明出口商品价格提高是出口高增长的主要原因。

分析师表示，在全球供给瓶颈问题没有得到明显解决之前，中国出口有望保持韧性。此外，新冠疫情以来，中国产业链的安全性和中国制造的高性价比，使得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有所扩大，未来若海外疫情失控，中国出口的市场占有率可能进一步提高。

类滞胀

今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滞胀的特征，即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物价上涨。

从经济增速来看，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分别增长18.3%、7.9%、4.9%，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5.0%、5.5%、4.9%，呈现明显的下行特征。经济增长动能减弱的同时，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却在不断攀升。9月，PPI同比上涨10.7%，创有数据记录以来新高，10月，进一步升至13.5%，续创新高。不过，由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始终保持在低位，因此被认为是“类滞胀”。

分析师普遍认为，房地产调控以及新冠疫情在部分地区散发是造成近几个月中国经济走弱的主要原因，而PPI涨幅持续扩大则是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以及国内能耗双控下高耗能产品供给收缩的影响。

不断高企的原材料价格对议价能力较低的小企业盈利能力造成较大冲击，进而导致这些企业扩大再生产意愿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中的小型企业PMI已连续7个月低于荣枯线。

在上游工业品涨价的背景下，一些面向消费者的终端企业如海天味业、涪陵榨菜等相继上调了部分产品出厂价格，市场担心这种传导效应会在未来推高CPI走势。

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11月15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中国经济看起来好像出现了一些滞胀的表象，这种情况是受到短期冲击因素造成的，是一种阶段性状况。他指出，当前国内各方面加大了增产增供力度，增加对企业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力度，这都有利于降低生产价格上涨压力。此外，中国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收，生猪产能目前总体上恢复，猪肉价格同比还在下降将拉低CPI的涨幅。从工业和服务业供给的整体情况来看，市场供应还比较充足，CPI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础。

另外，对于PPI，分析师普遍认为，随着供给约束的缓解以及基数作用的显现，明年PPI同比增速将呈现逐季回落的走势，年底不排除转负的可能。

双碳元年

中国在去年首次提出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2021年可以说是“双碳”目标的启航之年，相关政策开始落地实施。

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碳达峰、碳中和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发布的“十四五”规划也将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列入其中。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 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促进企业不断减排。11月，央行创设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对金融机构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相关企业发放符合条件的碳减排贷款，央行还将设立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距离2030年前碳达峰已不足十年，在稳增长、补短板的同时实现快速碳达峰，任务艰巨。首先，中国不少省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省份，未来发展的需求还很旺盛，如果不能找到低碳发展的路径，必然带来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快速双增长。其次，推动绿色转型发展会增加中国制造业的环保成本，短期内可能会削弱中国制造的价格竞争力。再者，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传统化石能源的碳减排以及大力发展风电、光伏，提高风、光的电力电量，将增加终端电价上涨压力，并导致整个能源使用成本的上升。

协调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碳减排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长期课题。为完成“双碳”目标而开展运动式“减碳”，产生的后果已经在煤电行业显现。所幸，中央高层对此已有部署，要求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确保平稳有序实现达峰目标。

与此同时，推动绿色转型发展，会引导国内制造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从长远看有利于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在双碳目标下，电气化时代会加速到来，为中国的光伏发电和风电设备制造业提供巨大的市场契机。此外，绿色转型发展会创造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产业，节能环保、清洁能源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3月份还增设碳排放管理师这一新职业，更有业界人士将碳排放管理称为继房地产、 IT之后的第三波经济增长点。

保供稳价

工业品涨价叠加减碳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缺煤缺电。9、10月份，全国多地出现拉闸限电现象，波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广东、江苏等10余个省份。拉闸限电的直接推手是电力供应紧张，电力供应紧张的成因则相对复杂，简单来说原因有四：

一是，全国煤炭相关产能收缩较快，导致一时供应短缺、价格高涨，不能满足用电需求；二是，随着国内新冠疫情形势稳定，工业生产快速恢复，叠加海外需求高涨，导致短时间内电力消费快速增长；三是，极端天气导致局部地区电力消耗较多；四是，部分地区受到“能耗双控”（强度和总量）指标的压力。

根据3月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我国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较上年降低3%左右。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月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显示，上半年只有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内蒙古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降低能耗强度进度达标。

大范围的限电给工业生产带来严重冲击。9月，制造业PMI自2020年3月以来首次跌破荣枯线，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4.9%，不及预期。在此情况下，政府果断采取行动。10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改革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电价上涨空间扩大。会议将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由分别不超过10%、15%，调整为原则上均不超过20%，并且规定高耗能行业不受上浮20%的限制。

随着一系列保供稳价措施的落地，电力供应紧张局面得到缓解，电厂存煤数量显著回升。11月2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当前电厂存煤比10月底增加超过3500万吨，可用23天，超过常年水平，今冬明春发电供暖用煤得到有力保障。

10月的电价改革是电力市场化的重要一步，核心是建立起“能跌能涨”的市场化电价机制。国务院在《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提到探索建立分时电价动态调整机制。一方面要定期评估和调整目录分时电价，另一方面要加快竞争性电力市场建设，促进市场化分时电价体系形成，更好反映电能量的分时价值，更好发挥电力需求侧的作用，提高能源低碳转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

财政不“积极”

根据今年年初政府的财政预算计划，2021年财政赤字率3.2%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3.65万亿元，均超过市场预期。但在实际运行中，今年的财政政策并不“积极”，并被认为是影响基建投资进而拖累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

今年前11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已完成全年计划的96.8%，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仅完成计划的85.5%，“超收少支”已成大概率事件。特别是以城乡社区、农林水和交通运输为代表的基建类支出偏弱对整体财政支出形成拖累。其中，农林水和交通运输支出均连续数月同比负增长，降幅最高达到30%以上。

其次，财政的另一发力点——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偏慢。上半年，由于财政部对专项债监管进行了多重完善，叠加稳增长压力小，导致发行进度不到30%。7月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之后，专项债发行速度才开始提升，9月、10月、11月发行的新增专项债占全年额度的45%，但按照专项债使用流程，这三个月发行募集的资金大多要到明年才可形成实物量。

虽然今年的财政支出不够积极，但民生领域依然得到较强的支撑。与其他领域支出普遍呈现负增长不同，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领域仍然保持着较快的支出速度。从单月同比增速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最高增速超过20%，教育和卫生健康最高超过10%。

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也在保障民生问题上发挥了突出作用。截至9月底，全年2.8万亿元直达资金就下达完成，“快、准、严”特征突出。据财政部不完全统计，用于养老、就业、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等基本民生方面的支出占比达到72.4%；相关惠企资金支出3967亿元，惠及各类市场主体85.47万家，支持实体企业发展；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支出3073亿元，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等。

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对于明年的财政政策，会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会后不久，财政部提前下达了2022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46万亿元，推动专项债券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分析人士认为，在稳增长的大基调下，明年财政政策“积极”可期。

货币政策“以我为主”

1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消息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年期为3.8%，较上个月下降0.05个百分点，这是2020年5月以来LPR报价首次下调。而就在不久前，英国央行宣布加息50个基点，时隔三年来首次上调利率；美联储宣布将加快缩减购债（Taper）步伐，市场预计联储最快将于每年3月宣布加息。

这一巨大反差正体现了今年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轴“以我为主”。理解货币政策“以我为主”，需要站在内外环境的双重角度上。从内部环境看，新冠疫情后，得益于精准的防疫措施，我国经济率先企稳，货币政策自去年5月以后就逐步回到了正常化轨道，而今年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需要货币政策宽松以对。

从外部环境看，今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复苏，而作为生产国的新兴市场国家疫情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跨国疫情动态差异带来的供求错配加上欧美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导致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连创历史新高。面对滞胀风险，需要中国央行货币政策保持定力。

在经济增速向下、通胀影响向上的背景下，中国央行货币政策以“松紧搭配”进行应对，试图在稳增长、抑通胀、防风险三者间取得一个动态的平衡。虽然央行在7月、12月分别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但更多时候通过运用结构性工具对中小企业、制造业、低碳行业进行“精准滴灌”，如新增3000亿元支小再贷款、延长普惠小微企业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实施时间、创设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等。

在美联储宣布缩减购债计划前后，人民银行更是多次强调“以我为主”，引导市场预期。10月，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在三季度金融数据发布会上表示，考虑到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主要经济体可能的货币政策调整，人民银行做了前瞻性的政策安排，降低了美联储等发达经济体央行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外溢冲击，在下一阶段还将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稳字当头。

11月，“以我为主”被写进了2021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央行在谈到应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时提出的第一条措施即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字当头，以我为主，增强自主性，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把握好政策力度和节奏。”

结合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政策发力适当靠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分析师表示，从现在至明年一季度，货币政策大概率将保持宽松态势，不排除再次降准、降息的可能。

猪肉价格下跌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今年感触最深的一点是“终于可以大口吃肉”。

农业农村部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12月21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23.92元/公斤，比去年同期大幅下跌45.6%。

猪价大幅回落很大程度上和供需两端的不利影响有关。非洲猪瘟疫情在2018年夏季暴发并席卷全国，生猪产能大幅减少，导致生猪价格在2019年初开启狂奔模式，猪肉价格也随之节节攀升。

在价格这根“指挥棒”的影响下，整个行业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说“大干快上”也不为过，甚至一些互联网企业也想在这个行业大展拳脚。在此背景下，2020年我国生猪产能恢复超额12%完成任务，进入2021年后发展速度依然不减。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累计出栏生猪约49193万头，同比增长35.9%；10月末能繁母猪存栏4348万头，相当于正常保有量的106%。

产能增加的同时，消费端却受到抑制。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餐饮业受到明显影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0月份，全国餐饮收入两年平均增速仅为0.35%。衡量猪肉价格的重要指标猪粮比一度跌破5，猪粮比是一斤猪肉和一斤粮食的比值，比值小于6，触发了猪肉的三级警告，如果介于5-6之间，则进入了二级警告，若是小于5，则是进入了最为严重的一级警告。

11月以来，猪肉价格有“抬头”趋势，“又要吃不起肉了吗？”之类的担忧卷土重来。不过，分析师普遍表示，这是季节性消费需求推动的结果，在供给充足的背景下，猪肉价格仍有下跌可能，根据官方最近披露的数据，本轮猪价底部可能在明年二季度出现。

农业农村部网站11月17日发布消息称，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辛国昌表示，6月份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密集发布生产和市场预警，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有序调减。

分析师认为，能繁母猪存栏往往可以影响10个月以后的生猪出栏，这也意味着2022年6月份的生猪出栏数可能会下滑，这之后猪肉价格可能会企稳回升。

猪肉价格过山车似的价格变化总是使大家心跳加速，这无疑需要政策层面祭出更有力的手段平抑。9月19日，农业农村部印发的《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提出，要从生产环节着手，建立以稳定能繁母猪存栏量为目标的生猪产能调控机制，划定产能保障底线，完善和强化调控政策措施，有效应对生猪市场波动日益复杂的新挑战、防止生产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