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王”潘汉年：主席称“不可信用”，落魄22年，妻子不离不弃

在中国红色特工史上，有两个人的名字是紧紧相连的，他们就是一代江南谍王潘汉年和华东谍雄潘汉年，他们之间的专有名词便是建国之初著名的“潘杨案”。

多年以后，这起案件作为中共情报保卫系统里第一号冤案被平反了，只是，潘汉年没有看见自己昭雪的那一天，追今抚昔，不免有些唏嘘。

在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向主席坦白了一件事后，主席竟然评价说："此人不可再相信"

1906年，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他18岁时在父母的操办下娶了一位妻子许玉文，次年在无锡学习时入党，同年3月被派到上海工作。

在1925年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主要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为此，潘汉年多次找到鲁迅、郭沫若等人请教，极大的推动了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

时间一晃就是五年，1930年9月，博古回到上海，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劳动报》编辑，与潘汉年、王稼祥、沈泽民、李立三等人一起工作。

此时的潘汉年，已经是上海进步文化圈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

1931年2月，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不久后，由于特科干部顾顺章叛变，周总理、陈云、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被迫离开上海撤到苏区。

潘汉年接手特科以后，此时敌人认为中央特科已经彻底消失，行事愈发嚣张，这就给了潘汉年机会。潘汉年研究决定，刺杀手上沾满革命者鲜血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

经过多方打听，潘汉年了解到光华书局经理常宴请警备司令部的人。在高档饭馆一个包间，潘汉年宴请张静庐、沈松泉，以开书局为借口不露声色拿到了王斌的住址。

潘汉年派人昼夜盯梢，很快摸清王斌往返路线和活动规律。一天中午，一辆人力车穿行在熙熙攘攘的龙门路上，突然，弄堂里冲出一个年轻人，跳到人力车后开枪射击，还没等周围反应过来，年轻人已不见踪迹。潘汉年刺杀成功，赢得开门红。

此举大大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为无数地下工作者增添了信心。

1933年，潘汉年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代表被派往福建与19路军进行谈判，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并且最后以中共代表的身份长期留在19路军，为巩固和壮大苏维埃政权做出卓越贡献。

1934年，潘汉年跟随红军长征。一路的长征令他明白了革命事业的艰辛和不易，内心对于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苦难无法击溃我党，在磨砺之中，共产党只会愈来愈强大。

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成为了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这个情况在当时是需要共产国际批准和承认的。

为了向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汇报消息，周恩来和博古商议后，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前往苏联汇报消息，为了保险，两人一个走水路，一个走陆路。

1935年2月，潘汉年化装成一个商贩，经云南，取道香港、上海于4月到达了莫斯科，而陈云，则是6月到了莫斯科，王明得知博古被免职后，显得很遗憾，不过知道张闻天接替了博古，也还算是满意。

为了把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传达给党中央，王明派了潘汉年和张浩回延安将消息传过去。

张浩启程后，王明又派潘汉年到共产国际情报局呆了三个月学习和熟记‘‘新编密码”，之后，王明要潘汉年以苏维埃政府外交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去和国民党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接触，商谈国共合作的事项。

张浩

让人意料不到的是，潘汉年还真的按照王明的指示做了。

他与邓文仪商定，将于1936年的7月在南京与国民党代表陈果夫继续谈判，1936年1月，潘汉年动身回国，五月，他来到香港，当时他担心先回陕北再到南京，怕时间来不及，于是就给消息给陈果夫，要他来接自己。

7月，陈果夫派人将他接到了南京，当陈果夫得知潘汉年还没有和延安方面联系，因而就直接不愿见他，要他先回延安，等中共中央同意后，要他再和自己谈。

国民党都知道了，中共的党中心是在延安，而潘汉年在政治上确实还有些不成熟，认为王明的话，也是可以做主的。

就这样，潘汉年于8月，才到达了延安。

从时间上来看，潘汉年是与张浩同时启程的，可是最终潘汉年却是要比张浩晚9个多月才回来，对此，毛主席对潘汉年的做法很是不满意的。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毅然将来西安督战的蒋介石扣押，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

最后促成国共和谈，一致抗日的结果，也少不了潘汉年的功劳。

1939年，潘汉年在上海建立了情报网，而此时的上海斗争环境十分的复杂，为了打入到敌人内部，潘汉年就与李士群打起了交道。李士群叛变革命后加入了中统成了一名特务，李士群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在中统不受重用，转投汪精卫麾下，在汪伪政府担任要职。其实李士群接触潘汉年，也是有着自己的私心，他想为自己多留一条后路，因此为也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情报。

1941年，潘汉年凭借埋藏在日本军方的内应，获得了日本军方即将要大扫荡的消息。

他立即回到潜伏点面包房，打开电台准备发报给延安总部，提醒延安总部及时转移，避免损失。

日本驻守延安周边的部队得到指示后，立即组织部队前往附近村庄去扫荡。

日方万万没想到，一次次扫荡，一次次扑空，让他们意识到此次消息可能提前泄露。

而动作如此迅速，必定是用电台发报通知的。随即，日本军方开始加强对上海街道、民居、店铺的搜查。

日本军方在上海的动作，让潘汉年担心日本会狗急跳墙，加强扫荡。

潘汉年立即决定再次发报，冒着被发现的危险提醒延安注意。

而此时面包店的外围，日本的电台巡逻车正在扫荡。

潘汉年正在屋内发报，外围的巡逻车也检测到信号，朝面包店袭来。

发报完成的潘汉年立即和面包店人员将发报机藏在墙的夹缝中，随后用烤炉将其遮挡。

随后进来的日本军官，就看到潘汉年在烤面包，面对他们也无任何慌张。

他们一边搜查，一边接下潘汉年给他们的面包，只怪面包太香甜诱人，日本军官最后带着面包走了。

最好笑的是，这批日本军官第二天竟再次上门，只为吃潘汉年烤的面包。

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日伪情报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获取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并建立了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在“皖南事变”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保证了上海与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往来。

在隐蔽战线中斗争是免不了互相渗透，互相利用，就看最后谁技高一筹，获得更有价值的情报而已，事实证明潘汉年的水平更高。

1943年的时候，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部长，遥控指挥上海、南京等地的情报工作。

在情报部门内部经过商讨后，最后决定由潘汉年再次前往上海部署工作，同时加强和李士群的联系，在汪伪政权内部打探消息。

李士群和潘汉年说：“汪先生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局面已经不由自己控制了，潘汉年想去请示一下上级也没了机会。他拒绝也不是，答应也不是。因为拒绝的话怕对面恼羞成怒，对自己不利；如果答应的话，没有事先报备组织知晓，事后很容易生出事端。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潘汉年咬咬牙，为了完成任务，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态选择了前去会见汪精卫。

国民党特务得知此事后，向外界大肆宣传，闹得十分大，甚至于后来毛主席也来问潘汉年到底有没有这件事，事情到了这个关头，潘汉年更不可能说出来，只能是矢口否认，坚决不承认。

因此毛主席相信了他的话，还公开发电报替潘汉年证明清白，说：“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

无论怎么说，潘汉年做的此事都是错误的，作为我党的高级情报工作者，居然向党组织，向毛主席隐蔽这么重要的事，这是非常错误的，而这件事，也最终酿成了大祸。

在1948年4月30日发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潘汉年的新任务也来了。四通八达的他，最适合护送这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当时社会局势动荡，大部分人都暂居香港，要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眼线，把这些人送到东北、华北，可谓是难上加难。

而似乎面对每一个难题，潘汉年都能自然地产生妙计。这些政治文化名人一共350名，分20批，被潘汉年安安全全地送离了香港。

如果没有他，这些在后来位高权重的大人物，可能就不会留在历史中了，其中包括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也包括潘汉年的亲哥哥潘菽。

1949年春，潘汉年又组织策动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起义，因为计划周密行动迅速，使大批技术人员资产和档案资料丝毫没受到损害，全部完整地保护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结束了他在隐蔽战线的工作。潘汉年，这个当年在上海神出鬼没，为民族安危四处奔波的小开兄，凭借过人的胆识与智慧，获取了无数扭转国家命运的重要情报。他的一片赤胆忠心，也让我们永久的为之感佩怀念。

1955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说起。在这次的全国会议上，潘汉年是作为上海市的代表和陈毅市长一同前去的。

在这次会议上，主要说明了饶漱石、扬帆这两位干部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而被逮捕的事，逮捕的人里面也包括在抗日时期投诚于汪伪政权后来又“反正”的胡均鹤。

坐在台下的潘汉年看材料看得心惊肉跳，额头不由自主就冒了冷汗。杨帆和胡均鹤都是他的下属，而且自己是上海市公安和政法的负责人，他们出了事，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这还不是让他最担心的事，因为三人都已经被抓捕，事件也有了定论，公安部没有找到自己头上，就证明自己这关算是过去了。

最让他担心的事是一件他藏了十多年的秘密，就是他在1943年的时候曾经独自在南京会见汪精卫。

这件事他没有向组织报告，也没有告诉其他人，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心结。听着中央负责人三令五申要求每一个高级干部都讲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潘汉年拳头握紧了又松开，挣扎良久，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

1955年4月1日，潘汉年找陈毅谈了他在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会见了汪精卫的事情，并说明了后来长时间没向组织上说明的原因，并把一份自我检讨的材料交给陈毅，请他转呈中央。

陈毅听见这个事不由面色大变，他想不到自己的这位副手竟然隐瞒了这种事。陈毅安慰他，不要紧张，要相信组织。他匆匆拿着潘汉年的准备好的报告来到了中南海，向毛主席说明了这件事。

毛主席看完潘汉年写的报告，十分痛心又十分愤怒，当场就在文件上面用挥笔写下了六个字：“此人不可信用”。

由于潘汉年和王明博古等人私交甚密，难免会引起毛主席的警惕，不得信任也在常理之中。

过了两天，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带人找到了潘汉年，把他逮捕归案。从此刻开始，潘汉年的政治生涯结束，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

潘汉年被逮捕之后，消息一传出震惊四方，有不少之前潘汉年的战友都跑到中南海周总理面前了解情况，为了尽量缓和大家的情绪，周总理特意指示有关方面："对于潘汉年的犯罪事实一定要查清楚，在定罪"。

事后潘汉年承认，自己之所以没有将这件事汇报组织，是因为当时的汪精卫将这次会面的照片保留了下来，以此为把柄，然而这还是未能洗脱潘汉年的投敌嫌疑，此后，潘汉年因与敌特交从甚密为罪，彻底脱离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并且因此入狱服刑。

也许有人会说，当时的毛主席所下的命令有些过于苛刻，毕竟潘汉年也算是自我交代，而且那次会见之后党中央也未曾因为情报泄露遭受打击，由此可见潘汉年确实并未泄露党内情报。

可是当时正值文化运动的高潮，但凡有一点通敌、对党不忠诚的嫌疑，都会受到严加审讯，再加上当时的法律法规也并不完善，很快最高法院就下达了最终判决。

判决中宣布"潘汉年通敌，以内奸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判决下达之后，潘汉年被押解到了秦城监狱，几年后又被秘密转移到了湖北省的江茶场监狱，由湖北省公安厅监管。

1977年4月24日，在湖南省长沙省立医院病房里，病床上躺着一位老病人潘汉年，临终前自言自语："我不是特务，我不是特务……"

说完，两滴老泪从他饥瘦的脸上淌过，他的传奇一生就此惨然结束，火化后就葬在了长沙南郊的金岭墓地。在落魄的22年里，妻子始终不离不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潘汉年曾经的老领导陈云，呼吁重新彻查潘汉年冤案，经过他的努力，此事得到了证实，在陈云的帮助下，关于潘汉年一案终于搞清楚。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位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终于沉冤昭雪。

此时，距他病逝已经过去了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