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东浦镇之行：徐和雍教授印象侧记
忆东浦镇之行：徐和雍教授印象侧记
本文转自：中华读书报
■黄朴民
1978年，我在杭州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的老师，是徐和雍先生。
当时的徐老师，年近50岁，中等个子，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皮肤有些黝黑，全身上下，透露的是一种朴实无华的气质，在课堂上，他的讲话慢声细气，授课的内容也中规合矩，四平八稳，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杜绝虚饰，不见激情，没有抑扬顿挫的张扬与汹涌，也没有天马行空式的自由发挥，至为平和，唯有质朴，总之，一句话，徐和雍老师他的授课风格，与波澜壮阔的大江大海绝缘，而是那种风平浪静、朴素自然的小河流水，不会给人带来情绪的亢奋，感官的刺激，但却是淡定稳重，真切管用，一如他的外表形象。所谓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虽说当时的历史教学中，还不免有“十年艰难探索时期”打下的烙印，但政治和学术氛围毕竟开始宽松了，因此，徐和雍老师在课堂上，偶尔也会透露他自己的一些独到而深刻的学术见解，这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不啻为重要的启蒙。譬如，他在谈及光复会时，曾指出，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公允的评价，在同盟会中，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足鼎立，光复会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在联合会党、发动武装起义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却多少遭到了淡化，并未能客观地反映真实的历史。这与后来把持话语权的同盟会主导势力的排斥与抑制直接有关，换句话说，革命党在推翻清王朝的大目标上一致，但是，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有江湖，则难免有人事上的纠葛和矛盾。同盟会中占主流的是兴中会系统，对不完全听从命令、坚持独立性的光复会，自然要打入“另册”，于是，上海光复后，出现了两个沪督（陈其美、李同夑），后期光复会的栋梁陶成章，终于被暗杀。而在居正等人撰写的辛亥革命史书中，光复会不是所谓的“正统”，它的历史功绩，于是乎就很不幸地隐没不彰了。
徐老师的这类看法，在今天看来，也谈不上惊世骇俗，但是，在当时，他带给我们这些初学者的，则是一场头脑“风暴”，令人惊诧，令人震撼，可以说，这逐渐帮助我们建立起对既有历史“书写”范式秉持“质疑”的态度与意识，懂得了真实历史背后原来存在着巨大的复杂性，终于能够明白，作为历史学从业者，应当拥有不满足于现有历史叙述系统所提供的历史事实及其诠释结论的必要性。
当然，我记忆深处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情，是陪同徐和雍先生和师母黄碧华老师（时在杭州大学宣传部工作，后来曾任学校人事处副处长）前往绍兴东浦镇的一次调研活动。当时，安徽教育出版社计划出几本与安徽历史有关的人物传记，每册七八万字的篇幅。徐和雍老师受邀承担了其中《徐锡麟》一书的编写。
1981年的暑假期间，在绍兴家里度假的我收到了徐老师的一封来信，信中告知我，他和黄碧华老师准备专程到绍兴一次，计划到徐锡麟故乡……绍兴的东浦镇进行实地考察，以了解徐锡麟早年的生活环境与具体经历，他在信中希望我帮助他们做两件事情，一是在绍兴城关镇的招待所预订一个他们在绍兴期间住宿的房间，二是希望如果我届时有时间，最好能陪同他们一起到东浦镇，因为他们要访问的一些当地老人不会讲普通话，而他们则听不懂一些绍兴当地的土话，必要时，我可以起“翻译”沟通的作用。“有弟子执其劳”，这个道理我自然懂得，于是就复函表示，欢迎老师和师母光临，一切秉承老师之命做好相关准备。
徐老师与师母如期乘坐火车抵达绍兴，次日早晨，我扯着公鸡尾巴起床，到他们的下榻之处与他们会合，陪同他们到城北桥的绍兴航运公司码头，一起乘坐小火轮，前往东浦镇，一个小时后，抵达东浦镇。
顾不得旅途劳顿，徐老师夫妇和我即穿过东浦镇的沿河主街，来到了徐锡麟的故居，绍兴名人如“过江之鲫”，徐锡麟的故居在文物保护的名单上根本排不上号，所以，早已颓败倾废为普通的民居，但规模尚在，徐老师夫妇前前后后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并向当时居住在那里的老人询问了一些情况，徐老师此举，貌似多余，但是，其实是有深意存焉，即通过现场考察，进一步明确了徐锡麟的家境在当时是很不错的，他投身革命，绝不是为了经济上的翻身（他后来能捐得出一大笔钱，弄个厅局级的候补道台头衔，可见其家庭的富足），而是出于爱国爱民的一片丹忱，是为了实现其矢志不移的政治理念。
参观了徐锡麟的故居之后，我们就辗转去了镇上的“热诚小学”，这小学的前身，就是徐锡麟本人1904年亲自创办的“热诚学堂”，他当年创办该学堂的宗旨，很显然，是希望推广新式教学，提高家乡民众的文明素质与文化觉悟，这是徐锡麟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在那里，好不容易寻找到现在学校的一位管理者，通过他来了解当下该学校有关“热诚学堂”的历史介绍，追溯当年徐锡麟从事热诚学堂办学的定位与课程设置，从而从一个侧面认知徐锡麟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在东浦镇街上小餐馆简单用过午餐后，我们通过我的一个朋友召集了五六位老人，一起进行了一次座谈。在座谈会上，徐老师夫妇请他们介绍他们所知道的有关徐锡麟在东浦镇生活与学习的传说或故事，以更具体地了解徐锡麟的青少年时代。毫无疑问，徐锡麟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隔膜的，所以，老人们的回忆非常零碎，只言片语，真伪混杂，并没有多大的史学研究价值，但是，徐老师夫妇依然听得很认真，很专注，并全神贯注做了笔记。
在归途的轮船上，徐老师夫妇兴致很高，跟我说，东浦之行，虽然所收获的“硬货”并不多，但是，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口述史料，可以参考和印证相关的文献记载，这样，他记叙徐锡麟的家世与青少年时期的事迹，心里就比较有底气了。
如前所述，徐老师撰写的《徐锡麟》一书，只是一本不到十万字的普及性小册子，其中，有关徐锡麟家庭背景和早年生活经历的文字，至多，也就两三千字而已。他完全可以根据现存的史料，做个简单的叙述来交差，可是，就为了这千余字的铺垫性内容，他不辞辛劳，冒着暑热，专程从杭州来绍兴（当时绍兴与杭州之间，每天也就一趟快车，两趟慢车），到东浦镇实地调研考察，这种治学上的严谨与认真，难道不是难能可贵，令人肃然起敬？
更让人钦佩的是，当时并没有课题这一说，出版社也不给作者任何撰稿补贴，徐和雍老师伉俪到绍兴调研的费用，如车资、住宿费、餐费等等，花费的都是他们自己的钱，而且为了向采访者表达谢意，他们还准备了小礼品，这方面的花费，也是掏自己的腰包。而当时的稿费，又低得可怜，大概也就是千字8元左右吧。在这种情况下，徐老师夫妇不计成本，为写好一本在不少人眼里算不得是冠冕堂皇学术专著的小册子，而舍得拿出自己并不富裕的工资投入于研究，这种敬业精神，可谓难能可贵！
其实，徐和雍老师的较真，才是学者风骨的体现，他的所作所为，恰恰映照出当下所谓学术研究的浮躁与浅薄，当连基本典籍都懒得覆按，动辄到度娘上寻觅资料，这意味着，我们所失去的，乃是对学术起码的敬畏之心，而仅仅留下了那可怜的功利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和雍老师伉俪40年前的绍兴东浦之行，对我来说，永远是一面镜子，当我有所懈怠，想愉懒取巧时，眼前总会浮现当年东浦镇上他们的身影，于是，我惕然警惧，沉下心来，认真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