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 集大成者孙武
法家 集大成者孙武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后来到吴国，做吴王阖闾的将军，是我国古代的大军事家，也是我国早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
春秋末期，奴隶制日益衰败，封建制逐渐确立。在奴隶们反抗和起义斗争的推动下，新兴地主阶级同反动的奴隶主阶级，展开了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反复辟与复辟的斗争。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连续不断。儒法两家在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都进行着殊死的搏斗。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不仅有一条革新变法的政治路线，而且也有一条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军事路线。当时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将帅和军事家。他们从战争实践中总结经验，著有兵书。其中孙武、孙膑是最著名的两个军事家。孙武写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流传至今。《孙膑兵法》的竹简最近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掘出来。这些，都是我国军事史上的宝贵遗产。
约在公元前五一四年，孙武把《孙子兵法》献给吴王阖，分胜受到阖间的重视，便任用他为将。孙武进见吴王，吴王说：“你的兵法十三篇我都看过了。你县的可以试试训练一些士兵吗？”孙武说：“可以。”吴王又问：“能训练妇女吗？”回答说：“能。”于是，吴王从宫中拨了一百八十名宫女交给孙武操练。孙武把宫女们分成左右两队，把武器发给她们，让王所宠爱的两个妃子分任左右队长。他向大家讲解了操练的方法，规定了动作，宣布了纪律，然后开始操练。孙武“三令五申”(发布号令并且多次反复说明),接着击鼓发令：“向右转”,哪知宫女们却嘻嘻哈哈，笑做一团。孙武对大家说：“规定不明确，军令还不熟悉，这应当由将帅负责任。”他重新“三令五申”，随着又击鼓发令：“向左转”，可是，宫女们还是嘻嘻地笑着，不听命令。孙武严肃地说：“军令已经再三交代清楚了，仍然不按规定去做，这就是队长和士兵的责任了，队长应受军法的处分！”他下令把左右队长斩首。吴王在台上看见了，急忙派人赶来说情。孙武说：“我既受命为将，在军中一切照军法办事，王的意旨如果和军法相违背，我不能接受。”孙武坚决执行军法，斩了两个队长示众。于是另外挑了两个人做队长，重新开始操练。这时，宫女们随着鼓音进退跪起，动作整齐，合乎要求，没有敢出声的。孙武派人报告吴王说：“队伍已经训练整齐，请王下来检阅，现在指挥她们去赴汤蹈火，她们也会听命了”。
公元前五○六年，吴王阖根据孙武对楚国当时分析，大举攻楚。吴军在孙武和其他将领的指挥下，五战五胜，深入楚地，一直攻下楚国的国都郢（音影，在今湖北江陵县)。由于吴王的奋发图强和推行孙武的法家军事路线，吴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起来，“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成为东南地区的一个强国。
《孙子兵法》——我国最早的兵书
孙武的重大贡献是写了《孙子兵法》，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兵书。当时，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夺取政权、统一中国，迫切需要总结战争经验，探讨战争的规律，《孙子兵法》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写成的。这部兵书揭示了战争中的一些重要规律，具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它鲜明地反映了法家的军事思想，和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军事思想是根本对立的。
春秋末期，儒家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奴隶主贵族统治，反对新兴地主阶级使用革命暴力，拚命鼓吹“去兵去食”。孔老二认为，治理国家对奴隶主阶级来说，要足兵、足食；对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则要“去兵去食”。孔老二说，奴隶中修治兵器和藏有木棍、石块的都是盗贼。他为了瓦解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曾去诱降，被跖痛斥一顿。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都建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城防。孔老二为此很恼火，曾以破坏周礼为借口，唆使他的学生兴兵动武，毁坏了两家的都城。与此相对立，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明确提出了重战的主张。他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战争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性，要新兴地主阶级重视战争、研究战争。这种重战的主张，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运用战争手段夺取政权，加速奴隶制的解体，有其进步作用，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后来著名的法家商鞅提出“以战去战”，韩非提出“当今争于气力”，表明重战正是先秦法家的共同主张。在治军方面，儒家鼓吹“以礼治军”。孔丘说什么，军队有了周礼，行军、打仗的武功就好，就可以打胜仗。事实上这也是骗人的鬼话。用他们这个“礼”训练出来的人是打不了仗的。如公元前六三八年，宋襄公领兵和楚国打仗，他就是“以
礼治军”，认为君子不能打受伤的敌人，不能捉头发花白的老头兵，不能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军。结果失去战机，被楚军打败受伤，不久死去。毛主席指出：“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
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这是对儒家“以礼治军”的深刻批判。与此相反，法家则主张“以法治军”。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强调军队必须立法严明，必须用法来编制军队，管理军队。他把衡量敌我双方“法令孰行”、“赏罚孰明”即能不能切实贯彻法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他指出，如果法令不严，赏罚不明，“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那就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就会打败仗，这样的部队“不可用也”。孙武这种以法治军的思想，和儒家所谓“以礼治军”的反动主张，是明显对立的。
《孙子兵法》对于战争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创立了适应法家军事路线的战略战术。孙武主张“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音带）”。他认为，战争的胜负要从政治、军事、天时、地利等客观情况去考虑，而不能从主观的臆测出发。因此，他强调要注意调查研究，充分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只有知彼知己，全局在胸，掌握敌我双方情况，才能灵活地运用战斗的样式。孙武还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就是说，我方兵力比敌方多十倍就可以包围全歼，多五倍就可以发动进攻，多一倍就可以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兵力相等可以打，兵力少于对方，最好是守，兵力太悬殊就暂时避开一下，等待时机，再转为进攻。这些，实际上是用朴素的唯物论指导战争和打歼灭战的思想。毛主席指出：“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并且教导说：“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孙武在兵法中还讲到，指挥正确而能战胜敌人，关键在于事先了解敌情；而敌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意思是不能用向鬼神祈祷的方法取得，一定要从了解敌方情况的人那里得到。孙武这一看法是一种无神论的观点，是对儒家宣扬的“天命论”的有力批判。
《孙子兵法》中有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主张“以正合，以奇胜。”所谓正，就是按一般作战原则、方法和部署进行正面作战；所谓奇，就是根据战时变化了的情况，灵活地使用兵力，变化战术。正和奇必须互相配合、互相转化。正和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变化无穷的。他还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就是说用兵没有一成不变的方式，只有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对策而取得胜利的，才称得上“用兵如神”。这就特别强调用兵要机动灵活。战争现象常常是迷蒙不清的，不容易捉摸。孙子总结了长期作战的经验，能够从某些现象观察到敌人的一般情况，并且能透过假象看出敌人的真实意图。他说：“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意思是，敌人距我很近而又镇静的，表明他有险可守；距我较远而又来挑战的，表明是要诱我前进，又说：“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诡而强进驱者，退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意思是，敌人派来的使者说话很谦卑，而敌人又在加紧备战的，是准备发动进攻；使者措词诡诈，而敌人勉强做出进攻姿态的，是准备撤退；没有任何条件就来求和的，表明敌人有阴谋。这些，都是从分析矛盾中去认识事物本质的辩证方法。
孙武在他的兵法中，还很重视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他说：“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这里告诉人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可能不来，而要估计敌人可能来，做好迎战的准备，严阵以待，才是可靠的；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可能不进攻，而要做好充分准备，使敌人不敢轻易进攻，即使进攻也不能得逞，才是可靠的。孙武主张用兵时要果断、镇定。他说：“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不动如山”，“动如雷霆”。就是说，军队的行动要快，要果，守的时候要定如山，攻的时候 猛，好象天上的雷霆，这和起所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意思差不多。孙武还认为，善于打仗的人，不能让敌人来左右自己，要掌握战争主动权，“避实击虚”，夺取胜利。他说“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就是说，打仗时要注意迷惑敌人，麻痹敌人，示之以东，击之以西，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能打要装出不能打的样子，近击就装出远攻的样子，使敌人摸不着头脑，这样才能牵着敌人鼻子走，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
孙武毕竟是古代地主阶级的军事理论家。在他的《孙子兵法》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还只是朴素的，他不可能科学地解释战争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也不能够正确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他虽然讲了关于战役、战术的规律，但不能认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而过分强调了将帅的作用。这些，都是他的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
